《中国教育报》2008年6月7日第3版

作者：张圣华

抗灾路上我们肩并肩手挽手

      英雄的老师们在地震中的表现令人感动敬佩，他们坚强无畏，是全国教师的优秀代表，是教育界的骄傲。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关心、呵护他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同时也是受到灾难侵害的人，心理干预应是对他们的真诚关爱和科学保护

老师，请给自己一个悲伤机会

 　　5·12大地震以来，灾区教师们的事迹被广为报道。他们可歌可泣的壮举，成为中国人的骄傲，值得载入史册。在传颂他们的英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也是血肉之躯的普通人，他们也是受灾群众，他们也经历了死亡的恐惧和惊吓，有的教师失去了亲人和所有财产，家破人亡。

　　但他们同时还承担着救助、转移和灾后安置、教育学生的特别责任。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正在灾区进行心理干预的专业人员。

　　教师心理焦虑问题呈普遍态势

　　在四川德阳市，记者从来自重庆的心理咨询师罗文希那里发现了一些教师偷偷塞给她的纸条。它们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罗文希的随身包里：“余震不断，心理恐慌，怎样消除？”“请问复课后，老师该怎样消除心理障碍？”

　　“看见屋顶、墙面有裂缝，总感觉房屋不安全，无法安心地呆在屋里，害怕房顶会塌。请问该怎么办？”

　　“第一次强地震导致灾区学生死亡伤害尚属天灾，情有可原，但如果在后来的复课中，由于强余震导致学生死亡，我们该怎样向家长、社会交代？”

　　罗文希说，这些问题都一定程度反映了老师们的焦虑现状，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主动就心理焦虑问题求助的人，是有机会消解焦虑的，不是最严重的。她谈到一位求助的老师，他从未在同事和学生面前暴露过自己有内心的压抑，作为教师骨干，他一直以强者的角色出现，他很想哭，但从来没有哭过。这位老师并没有家人遇难受伤，但一位同事遇难了，这让他对生活的如此残酷无常感到很震惊。罗文希希望让这位老师放松、安静，可是他很难放松，肌肉一直很紧张，但眼泪总算流了下来。罗文希说，比这位老师心理伤害更严重的老师还很多。

　　来自西南大学的心理干预志愿者张璐等人刚从什邡回到德阳，他们对记者说，5月25日的6.4级余震让很多老师掩饰不住地害怕。他们来求助时脸色都变了，说话也不清楚。有的老师不敢去上课，不敢在教室里呆着，感到没精神，甚至见到墙都绕着走。有个别老师建议学校组织心理干预。

　　同样是来自西南大学的心理救助人员吴波说，老师们逃生后，大量出现身体反应，如头痛、腹痛、肌肉痛、胃痛、食少或过多、噩梦、少睡或难醒等，在心理上出现惊跳反应、过敏、情绪疲惫、无助感、孤独感、愤怒、绝望等。

　　回避创伤的心理隐患令人担忧

　　问题是，主动提出心理求助的老师很少很少。这说明大家大都不愿意面对刚刚过去的残酷，宁愿相信一觉醒来这一切都是梦而已。

　　“现实很残酷，但我愿意面对”，这是来自北京新东方的心理干预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古典先生设计的心理测试表格中的一个选项。据古典说，这个选项很多老师避开不填。而在表格前面的“有无头晕、失眠、噩梦、无助、过敏、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一项，很多老师填写“没有”。古典说：“这是不正常的。经历过如此大灾难的人，有这些症状才是正常的。这是从生理和心理都拒绝面对创伤。”

　　在“是否希望重建家园”一项时，只有86.7%的老师填写。古典认为，其余老师可能对此已经绝望。

　　古典先生对记者谈到这样一个案例：地震刚过，学校的楼垮塌了。一位幸存老师马上到现场救援。首先发现自己的女儿在楼下受伤了，女儿也发现了爸爸，就叫“爸爸，爸爸，救我！”可是，他觉得女儿那里不是最危险的、最急的，他挂念着他班里的学生，认为女儿会有人顺手帮忙救出。可是，当他救完学生回来，发现女儿被砸在二次垮塌的废墟中死了。事情过去后，这位老师陷在自责自罪的深渊里，一直不愿意面对，拒绝与心理干预者交流。他每天拼命工作，只休息两三个小时。这就是典型的回避面对创伤。

　　在谈到老师们回避心理创伤时，西南大学心理系副教授范丰慧忧心忡忡地说，否认自己有创伤，压抑自己，这些都非常耗费身心资源，会使问题放大，令身体元气大伤，免疫功能严重减弱。在教师群体中，女教师能够哭出来，能够找人诉说，这都是释放。但男老师大都不会做这些，问题比较严峻。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有问题，有的说自己很刚强，能经历苦难，这是一种心理防御，会加重焦虑。即使他真是位坚强的人，也同样需要心理干预。

　　范丰慧解释说，如果这些遭遇心理巨大创伤的老师一直采取忙碌的方式回避的话，问题就会积压下来。当平静下来后，会感觉提不起劲来，认为生活毫无意义，很消极，易否定自己。这都是很危险的，接下来就有可能出现自残的念头。

　　还有一点很重要，作为教师，他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学生，会无意中对学生形成心理暗示。这对浩劫余生的学生们来说是致命的。这个影响会很久远，甚至会几十年、终生。

　　特殊角色让教师难以释放压力

　　在心理咨询现场的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红教授认为，灾中教师的角色很复杂，身兼多职：是老师，又是同事，是父亲或母亲，又是儿子或女儿。关键时候只能选择一种角色，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一些角色。这是生与死的抉择，是痛苦的抉择。老师们在生死之际，首先选择了教师角色，选择救助学生，就是说老师们首先选择了教师的责任。这意味着，此刻老师们要暂时舍弃作为父母、子女等角色。这种选择的痛苦，做过父母的人、有父母的人都能想象到。这种选择本身对人的心理伤害是严重的。

　　同时在大灾来临的救援和转移过程中，老师们又是个模范者，必须勇敢；是个领路者，必须头脑清楚；是个组织者，必须管理具体到位。他们每天见到的人是学生，是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必须是个坚强的人。责任大，压力就大，心理焦虑肯定比常人严重。

　　关键是，老师作为特殊角色，不能在第一时间像普通人那样释放。这使老师们心理压抑的时间和强度都超过普通人，危险也就越大。

　　据西南大学绵阳心理救助队长张仲明博士介绍，那些失去亲人的老师，有一个心理反应的规律性过程，先是找一个事情来替代和回避对那些灾难的体验，就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随后就是自责自罪，深度压抑。张仲明担心，在下一个阶段，问题会更加严重。

　　李红说，现在，大家都在忙着安置、复课，还处于应急状态，老师们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应对。这时候的人是强大的，所有问题都是隐藏着的。当一切正常后，问题就会爆发。

　　目前状况不利于教师心理康复

　　记者在采访灾区老师、校长期间，听到最多的是：“我们很坚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每听到这些话，记者总被深深震撼，为这个特殊群体的坚强而感动。但越是这样，如果我们再想想他们失去的亲人和学生，想想他们内心的伤痛，大家就越会感到无比心疼——这种疼，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了教师们的事迹后，会感觉得到。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目前的现实并不利于老师们的心理康复。

　　记者在采访绵竹中学校长蒲晓蓉时，她对教师的情绪状态感到焦急，“老师们不给自己悲伤的机会，地震的第二天就来找我要工作，从他们脸上看不出失去了挚爱的亲人”，“我担心老师们太理智了，希望他们哭出来，宣泄一下”。

　　问题是老师们大都不给自己宣泄的机会，认为那是软弱的表现，是弱者行为。这样的认识误区会加重老师们的情绪压抑，甚至会失去心理干预的机会。几乎所有的心理咨询师都持这样的观点：应该以多种途径告诉老师们，“痛苦不是错，伤感不是错，但要宣泄出来，并积极面对生活和未来”，可是仅就这一点来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种现象想来很可怕，一批一批的业余的、无资质和无经验的心理干预志愿者粗糙的心理干预，很可能会为老师们带来新的心理创伤，并使老师们更加抵触心理干预这类事。据记者了解，有些学校已经关闭临时安置学校，不接纳心理志愿者。

　　古典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很是担忧，他说，且不说是外行了，大量志愿者们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太短，一两天就走了，这等于你刚把老师的伤疤揭开，你就走了。然后又一批来了，再次揭开伤疤。这就不是心理干预了，实质上是反复伤害。古典说，他所在的安置点，72小时来了又走了7批心理干预志愿者。

　　古典认为，对一个人进行有效的初期心理干预需要一到两周或更长的时间，这是个很复杂的工作，在没有获得对象的信任以前，根本谈不上心理干预。你不能一上来就强行心理干预，必须先融入，像亲人一样陪伴对方，然后再寻找机会介入。这需要干预者的耐心，甚至自我牺牲。可现在，差得太远！

　　古典建议，报道这些英雄教师要慎重。尤其是那些有负罪感的教师，报道会使他们加强负罪感，加深心理压抑。“这样的例子，身边就有很多”。

　　记者见到，古典先生组织的几名志愿者，自带帐篷，驻扎在师生们的临时驻地，吃饭也是自理，条件比师生们要苦。但他们很投入，尤其在与师生们的融入上，做得很有效果。他们已经成为师生的哥们儿。

　　这其实是又一次抢险救灾

　　李红教授认为，教师的心理健康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对学生们的影响深远。灾区教育的重建和振兴，还要靠广大灾区的教师。我们必须直面灾区教师的心理隐患。北京师范大学心理专家林丹华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心理干预，并且要定期去作心理辅导的人群”。

　　由教育部组织的心理援助专家队伍已经在地震灾区开始工作。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心理救援队在队长李茜的率领下，已对500多名教师作了心理辅导，还有一批有资质的心理干预志愿者正在辛勤地工作着。

　　但形势之严峻，历史空前。这不是靠一个部门、某一部分人就能解决了的。受灾人群实在太大了。我们必须对这个任务的复杂性、长期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专家们建议：

　　首先，大家对此类问题要有一个基本常识，无论是志愿者还是媒体，或者行政工作人员，不要做在伤口上撒盐的事。应把英雄的老师作为我们的亲人，用爱和理解建构一个老师们心理恢复的环境和机会。

　　关键是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事，要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长期地开展这项工作。一方面在老师们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准确地提供心理援助；一方面最严峻的任务是在老师们回避心灵创伤、压抑自己时，能够委婉、有效地进行心理干预。这是对我国心理咨询队伍实力的一次空前考验，也是对我国大规模心理救助组织能力的一次检验——一句话，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再者，有关部门应该对心理救援志愿者有个资质考核，并有所限制，不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换。因为这是个一一对应的工作，需要高素质的心理工作者，需要他们的耐心、智慧，甚至情感和心理上的自我牺牲精神。

　　中国人民解放军心理救助队副队长王利群教授建议，在不愿意别人心理干预或者不具备心理干预条件时，老师们要积极尝试自我心理救助。老师们首先要直面现实，在如此剧烈的地震中，恐惧、慌乱都是自然的，不必为此感到羞愧；要从正面肯定自己，认为自己在地震中是勇敢的，做了该做的事，不要苛求自己；需要尽早和尽可能地向亲友诉说自己失去亲人和丧失家园的痛苦，要把痛苦说出来，流泪、痛哭是宣泄负性情绪、释放压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或采取自己的方式宣泄出来，例如写出来、画出来，并尽可能与他人在一起，减少独处；释放后，就要尽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投放在更宽广的领域，不去强化和复重悲惨的情景和悲伤的情绪。如果提及地震，要想自己在地震中做得好的方面，并欣赏别人做得好的方面。要积极面对未来，要树立信心，学会建立新的有效行为。（本报记者张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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